法官札記72 工傷待遇賠償協議有效性的司法認定

2022-06-23 20:38:53 字數 3944 閱讀 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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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宇江蘇省崑山市人民法院

實踐中,常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協商達成協議解決工傷待遇賠償問題。事後,當勞動者對已履行的賠償協議不滿並提出增加賠償,如何認定工傷待遇賠償協議的效力?

案情

薛某系某五金公司的員工,雙方簽訂了書面的勞動合同,公司為其繳納社會保險。2012年12月 ,薛某在工作中受傷。2013年1月,經社會保障行政部門認定為工傷。2013年6月,經勞動能力鑑定委員會鑑定本次受傷傷殘等級為十級。

2013年11月 ,薛某與公司簽訂一份協議書 ,其中載明入職時間、受傷時間、受傷部位、傷殘等級以及傷勢經**完畢**等情況,同時載明該公司已經全額支付薛某截至雙方簽約之日的全部醫療費用,包括工傷休息期間的所有工資,該公司支付薛某一次性傷殘補助金18081元,並註明有關其他工傷待遇在雙方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後參照當地相關法律法規或雙方協商給予支付。簽訂協議後當日,某五金公司即將18081元支付薛某。2014年9月,雙方解除勞動關係。

2014年 11 月,薛某與公司再次簽訂一份協議,協議中除了2013年 11 月的協議內容以外,還載明雙方解除勞動關係的時間以及公司已支付薛某18081元,現該公司再行支付薛某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共計 58500元,雙方就此達成協議,簽字生效以後不再有爭議。簽訂協議後,該公司向薛某支付58500元。

某五金公司從社會保險**管理中心領取了薛某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18081元、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 58345.2元。在申領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的相應申請表中,薛某在內容為 “ 我已瞭解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相關法規,並同意社保經辦機構將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結算至單位,由單位會同其他待遇一併結算給本人”的“本人意見”一欄簽署“同意”。

2014年12月 ,薛某申請勞動仲裁 ,要求五金公司支付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及停工留薪期工資等各項工傷保險待遇差額 3萬 8千餘元。2015年1月 ,勞動仲裁委員會駁回薛某的全部仲裁請求。薛某不服仲裁裁決,以上述同一請求訴至法院。

審理中,薛某向法庭陳述,在簽訂工傷待遇賠償的協議書時,五金公司採用了矇騙手段,同時因為聽一些受過工傷的朋友講除了從社保**領取工傷賠償金以外,用人單位也應當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所以曾經向某五金公司提出其應當也支付賠償,只是沒有提出承擔賠償的具體數額,某五金公司將其他員工的類似工傷賠償協議出示給薛某看,表示不應由某五金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爭議

對於本案薛某的請求能否得到支援,實質在於如何認定薛某與某五金公司簽訂的兩份工傷待遇賠付協議的效力。對此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該兩份協議系雙方當事人基於合議達成,人民法院應當承認其效力,不應輕易撤銷。另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對兩份協議的內容作全面審查,對於第一份協議,應就工傷醫療費用和工傷休息期間的所有工資的支付數額是否系依法足額進行審查;對於第二份協議,由於實際支付的數額僅相當於所申領到的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的數額,不含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的數額,應當認定屬顯失公平的協議,可予以撤銷。

評析

工傷作為一種客觀風險,廣泛存在於社會各行各業之中。如勞動者在生產勞動過程中,由於外部因素直接作用而引起的機體組織的突發性意外損傷或長期接觸有毒、有害物質形成職業病。為了化解工傷風險,解決工傷風險後果的承擔問題,工傷保險制度逐漸形成。

但我國的工傷保險制度規定,在發生工傷事故後,工傷保險**向勞動者予以一定賠償的同時,用人單位也需支付一定的賠償專案。況且為勞動者繳納工傷保險是用人單位法定的強制性義務,若發生用人單位不為勞動者繳納工傷保險的情況,我國工傷保險條例規定仍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專案和標準支付費用。因此在發生工傷後,如何履行用人單位的賠償責任往往成為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主要爭議問題。

實踐中,雙方往往通過簽訂工傷待遇賠償協議的方式來解決上述問題。不過,既然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自行協商,那麼所達成的協議必然是相互博弈的產物。又由於協議內容針對的是用人單位如何向勞動者進行工傷待遇賠付,是僅向用人單位這一方課予義務,結合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與生俱來的”的在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性,以及勞動者在發生工傷後這種經濟不平等的加劇狀況,因此協議又必然是勞動者妥協的產物——這種妥協表現為賠償專案的減少或賠償數額的降低。當勞動者事後對已履行的賠償協議不滿,向用人單位提出增加賠償時,如何認定工傷待遇賠償協議的效力就成為了爭議的核心。

因工傷待遇賠償協議本質上是一種民事合同,認定其效力要著眼於民事合同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原則。民事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係的協議,應當遵循平等自願、公平、誠實信用等原則。工傷待遇賠償協議的簽訂過程和協議內容同樣應遵循上述基本原則,並且不能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要合乎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不可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就本文前述案情而言,筆者基本同意第一種意見的結論。就如何認定本案兩份工傷待遇賠償協議的效力,應從兩個方面分析考量:

第一個方面,勞動者在簽訂賠償協議時是否對工傷狀況以及工傷待遇享有充分的知情權。

首先,在簽訂兩份協議書之前,薛某已經進行了工傷認定和傷殘等級鑑定,雙方已經具備協商的事實基礎。

其次,從協議的內容來看,第一份協議明確載明某五金公司支付薛某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工資,對其他工傷待遇則約定在雙方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後再行參照當地相關法律法規或雙方協商後給予支付,而第二份協議即是對雙方解除勞動關係後的工傷待遇事宜進行的處理,協商處理的內容也非常明確,確定為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符合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賠償專案。且在簽訂兩份協議期間,薛某已經瞭解到用人單位應當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在申請表中也簽字認可對於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的相關法律法規是清楚的。據此可以推定,薛某對於工傷傷殘等級對應的賠償權利應當是清楚明知的。

再次,日期在先的協議已載明薛某的傷勢已**完畢並**,而再次簽訂協議是在近一年以後,薛某具備充足的時間瞭解其應得工傷待遇的數額以及考慮與被告協商的方案。因此客觀上薛某不具有簽訂協議以儘早獲取賠償的緊迫性。但薛某在清楚瞭解自己傷情的恢復情況,以及可從容考慮工傷待遇賠償方案的情形下,仍然選擇接受協議的內容,應視為其處分自己權利的行為。至於薛某稱在簽訂協議的過程中某五金公司採用了矇騙的手段,對此未能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應不予採信。

第二個方面,協議書的內容是否顯失公平。

根據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對方沒有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明顯違反等價有償原則的,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可見,顯失公平的特徵在於協議內容的嚴重不等價,違反了平等、公平的原則,且這種不等價,亦即權利義務失衡的結果並非受損方所自願接受的。

由於勞動關係具有的最重要屬性在於人身依附性和經濟從屬性,故在協商過程中,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先天”地取得了一定優勢,尤其是在受工傷的勞動者不清楚能夠獲得多少賠償,或者勞動者因受傷而經濟境況比較窘迫時,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這種優勢地位更加顯著。

在本案中,從兩份協議的內容可以看出,某五金公司作為用人單位已採取了積極行動消除其優勢地位,而薛某對身體狀況以及賠償權利的瞭解程度和兩份協議簽訂的間隔時間,又可以反映薛某作為勞動者也採取有效措施以彌補與某五金公司在協商時資訊不對稱的差距。根據本案中薛某的實際工資收入情況,核算得出的工傷待遇賠償數額與某五金公司的實際賠償數額相比,後者佔前者的比例達到70%以上,可見經雙方自願協商並由某五金公司實際履行完畢的賠償金數額尚未達到嚴重不等價的程度,不構成對勞動者利益的重大損害,不足以認定為顯失公平。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某五金公司依法為薛某繳納了社會保險,並且將所申領到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及時全額支付薛某,未從中受益。法院認定兩份工傷待遇賠償協議有效,是對某五金公司積極與工傷員工進行協商,並及時賠付的行為予以鼓勵和提倡,可以起到良好的司法指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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