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兩個國際法問題

2022-06-23 20:29:13 字數 3099 閱讀 3391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發生後,從**到地方,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共同應對。在積極救治確徵病人、排查疑似病人之外,各地也採取了部分企業停工、交通管制、限制或禁止人員流動等力度空前的管控措施。另一方面,為阻止疫情的蔓延,部分外國**也開始限制或禁止中國航班、乘客與貨物的入境。對此,我們可以從**與企業兩個層面來**此次疫情引發的國際法問題。

在**層面,部分國家對中國乘客、產品與服務採取了禁止或限制入境的措施。據國家移民管理局披露的資訊,截止2020年2月15日,已經有132個國家對來自於中國的乘客(不分國籍)以及過去14天內曾在中國停留的旅客採取禁止或限制入境的措施,包括取消航班、停發籤證、直接遣返、入境後立即強制隔離等。另據**報道,印尼、約旦、越南、俄羅斯等多個國家對中國動植物產品暫停進口清關。以上措施的共同特點就是禁止或限制中國產品、服務的市場準入,如禁止或限制中國航空公司通過跨國航班提供服務,這無疑違反了**自由化原則。考慮到絕大多數國家均為世界**組織(wto)的成員方,我們以wto規則為依據來分析上述措施的合法性。

儘管限制或取消各種**壁壘、推進**自由化是wto的核心原則,但wto同時也允許成員方基於各種公共政策目標而採取限制措施,包括禁止進口。例如,調整國際貨物**秩序的《關稅與**總協定》(gatt1994)第20條授權成員方可採取為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與健康所必需的措施,規範國際服務**的《服務**總協定》(gats)第14條也有類似的規定。考慮到新冠病毒有傳播快、危害大的特性,同時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已經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禁止或限制中國乘客入境的措施無疑屬於為了保護公共健康所採取的臨時性措施。問題的關鍵在於,此類措施是否為保護公共健康所'必需的措施'(necessary measure)?按wto上訴機構在**爭端案中的解釋,所謂'必需的措施'是指除了爭議措施外,並不存在其他可行的且**限制效果更少的替代性辦法,這些替代國性辦法同樣也能實現進口國的公共政策目標(包括維護公共健康)。從理論上講,wto其他成員可以在取消航班、禁止入境之外採取更少限制性作用的行動,比如對來自中國的所有乘客先進行集中隔離,待確認健康狀況良好後再允許入境,此辦法也可確保民眾健康與避免疫情擴散。但是,這些措施的成本與風險太高,況且如果入境國缺乏必要的隔離條件反而可能加劇疫情的擴散,難以長期維繫,且容易引發本國民眾的恐慌與不滿,故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對中國乘客、服務的禁止或限制性措施應屬於wto規則所允許的為保護本國公共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不過,對中國產品的禁止進口措施的必要性尚存在疑問,因為按wto的要求,對進口產品的檢疫措施應建立在充分的科學證明的基礎上,而目前沒有確鑿的證據能證明貨物本身能導致病毒的傳播。

who已經建議成員國採取合理措施,減少病毒輸出與輸入的風險,同時不對國際旅行進行不必要的限制。該建議不具有強制性,對wto成員也沒有約束力。對中國**來說,我們應繼續採取有效的辦法儘快消滅疫情,並提高抗疫工作的透明度,及時向who通報最新進展,消除國際社會的擔憂,另外還需與主要的**夥伴國加強溝通,努力說服對方在確保公共健康的前提下減少對中國的**限制。

在企業層面,中國**為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采取了推遲企業復工、交通管制、禁止不必要的人員流動等非常規手段,這給企業履行國際**合同帶來了困難。那麼,中國企業能否主張此次疫情所導致的履約不能或履約困難屬於不可抗力事件並因此免除違約責任?依據各國國內法的慣常規定以及《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第79條,所謂不可抗力事件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不能預見,事先也不能避免,事後也不能克服其不利影響的事件,通常包括**、海嘯、洪水等自然災害以及戰爭、罷工、禁止運輸、禁止**、瘟疫等社會事件。2020年2月2日,為儘可能減少企業履約困難所產生的損失,中國貿促會為中國企業開出首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事實性證明書。但是,該檔案並不會直接證明中國企業遇到了不可抗力情形,而只是證明企業遇到了不能正常開工、交通管制等事實。因此,即使中國企業持有中國貿促會提供的不可抗力事實性證明書,也不能因此就能自動免除履約不能的違約責任。這個問題尚需根據國際**合同的約定而進行具體分析。

一種情況是,合同已經約定有不可抗力條款,同時將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公共健康危機、嚴重的傳染病或疫情等相關因素列入其中,那麼,考慮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突發性(不可預見),目前醫學界也沒有絕對有效的**方法以及阻斷疫情的手段(不可避免與不可克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當然符合不可抗力的認定要件。不過,發生不可抗力事件並不等於自動免除企業的責任,中國企業還需進一步證明**對疫情的防控措施與企業不能履約之間的因果關係,如禁止企業復工、封鎖交通導致企業不能正常生產與運輸,且企業不能採取合理措施來減少或消除其影響,並及時向合同另一方發出不可抗力通知。另外,除非合同有明確相反的約定,否則不可抗力事件並不影響合同另一方提出暫緩履行並待事件消除後恢復履行或要求降價等權利。

另一種情況是,合同沒有約定不可抗力條款(當然這種情況極其罕見),或者不可抗力條款中沒有明確列入公共健康危機、嚴重疫情等內容。有一種觀點認為,此時企業不能援引不可抗力免責。我認為此觀點過於絕對,因為合同的內容除了明示條款(express terms),還有默示條款(implied terms),即依照法律或交易習慣所推定的條款,默示條款也屬於合同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大陸法系(如中國)還是英美法系(如英國),都有關於默示條款之效力的規定。例如中國《合同法》第61條規定,合同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基於此,如果合同選擇適用中國《合同法》,那麼中國企業就可主張《合同法》第61條與第117條(不可抗力條款)尋求免除全部或部分責任;如果合同選擇適用cisg,那麼中國企業就可主張cisg第79條。另外,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編撰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一般被視為國際商事交易的慣例,可起到補充合同明示條款以及協調處理合同糾紛的作用。該通則第7.1.7條(不可抗力)可作為交易習慣來推定合同之默示條款的存在。不過,以上法律規定與交易習慣的措辭尚有不少模糊之處以及解釋的空間,且不同法系對於合同免責事由的把握尺度也有不同之處,因此一旦發生糾紛,法院或仲裁庭的解釋都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中國企業也可能面臨鉅額的索賠風險,或為處理糾紛付出高昂的代價。所以,如果合同沒有明確約定疫情或公共健康危機作為不可抗力事件,最為可行的做法還是與對方協商變更合同,儘可能減少雙方的損失。

無論如何,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也提醒外貿企業,在締約時一定要加入內容明確、具體和全面的不可抗力條款。該條款的內容應包括不可抗力事件的具體範圍、一旦發生此類事件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應如何變更、合同雙方是否可以立即解除合同或等待一段時間後解除合同、是否應暫停履約並等待至不可抗力事件消除後恢復履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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